如果將學習掌握法律知識比作準備食材，將法律解決方案比作一頓大餐的話，對于從食材到大餐的過程，沒有人會否認廚藝所發揮的作用。但對于從法律知識到法律方案的過程，卻有不少人懷疑法律方法所發揮的作用。這種忽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對方法的學習和理解不夠透徹，以至于沒有切身體會方法的奧妙之處。

一、請求權方法實體和程序的不同側面

（一）作為案例分析的請求權方法和作為實務的請求權方法

實體法的請求權基礎方法作為案例分析方法，類似于上帝視角或法官視角，并沒有區分程序法上的原告和被告，一個人需要考察所有肯定與否定的情形，“請求權方法中單個請求權基礎的檢視步驟，所呼應的恰是舉證分配。特定請求權基礎是否成立，須完成“請求權已成立→未消滅→可行使”三個層次的檢索，拆解為四個步驟：第一，滿足請求權成立要件；第二，不存在請求權未產生的抗辯；第三，不存在請求權已消滅的抗辯；第四，不存在阻止請求權行使的抗辯權。”（吳香香：《民法典編纂中請求權基礎的體系化》,載《云南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

羅森貝克指出，實體法這種不區分的視角不適用于實務，實體法的案例分析方法需要加入訴訟角色的視角才能適用于實務。“這種思考方式是不適合訴訟法官的。從實體法的立場出發，下面的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即只有當法律規定和當事人約定的請求權產生的所有前提條件都已經具備，且不存在妨礙權利產生或者在權利產生之后權利又消滅的情況，人們才愿意承認請求權的存在。……實體法的思考方式將對權利的產生和存在產生影響的所有情況，以同樣的方式加以考慮，并將它們等而視之。……這種思考方法是不適合法官的。對此，同樣存在一個認同問題，因為沒有一個理論要求原告證明產生事實的存在以及權利障礙事實、權利消滅事實、權利排除的事實的不存在，就像它必須與實體法的觀點相適應一樣。”（[德]萊奧·羅森貝克：《證明責任論》，莊敬華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版，第139頁。）

律師在實際的訴訟中，卻有鮮明的立場和不同的視角。按照法律要件分類我們劃分了請求與抗辯兩大陣營：

請求：對于請求權產生的要件，原告應該進行積極地主張、證明和論證；

抗辯：對于請求權障礙、消滅、阻止的要件，被告應該進行積極地主張、證明和論證。

以原告為視角：

在起訴答辯階段：對于請求權產生事由積極主張，不能遺漏必要的主張。對于請求權障礙、消滅、阻止的事由，律師應該避免自作主張造成自認的效果。

在法庭調查階段：提出證據證立請求權產生事由，應該避免自己提出的證據對己方主張證明作用小，而對對方的證明作用大。庭審結束后，對方律師還很感激地對你說，謝謝你方提供的證據，這不是很難堪么。

在法庭辯論階段：提出論據論證請求權產生事由，而提出反論駁斥請求權障礙、消滅、阻止的事由。

（二）請求權方法從實體和程序方面得出不同結論

請求權方法從實體法視角和加入證明責任的視角，可能會得出完全不同的法律結論。茲以王澤鑒先生所舉的一個案例為例：

甲教授預定在退休后到鄉間居住，專心寫作，乃與乙商議租賃其在某地的A屋。某日甲接到乙的信件，表示愿依商議內容，自某日起，以每月3萬元出租A屋，為期三年，并于某月某日支付租金。甲即寫好回函表示同意，貼好郵票。在寄出回函前，甲以18%優惠利率將被取消，租金偏高，尚須考慮，乃將該信放在研究室辦公桌上，外出講學。甲新來的研究助理丙發現該信，認為甲教授忘記寄出，乃代為投郵。甲教授一周后回來，接到乙的信件，表示準備交屋，請于某日支付租金，并特別表示因尊重教授，拒絕他人高價租屋的要約。甲教授以該租屋函件非其寄發，不成立租賃契約。乙得否向甲教授請求支付租金？

1.實體法視角

王澤鑒先生從實體法視角分析，乙對甲作出要約，甲對乙承諾的意思表示雖已作成，但未發出，承諾未生效，合同不成立。

2.程序法視角

但從法律要件分類和實務視角來看，乙發出要約，并且收到甲的回函，合同已經成立，乙對甲請求支付租金的請求權產生。

合同的效力障礙、合同可撤銷事由需要由甲教授證明并行使。根據通說觀點，甲可主張類推適用重大誤解撤銷已經成立的租賃合同，但甲須對乙承擔締約過失責任，賠償乙的信賴利益損失。

從實務的角度看，舉證難度極大，沒有直接證據及客觀證據能夠證明該錯誤，而且甲丙具有利害關系，丙證人證言可信度受影響。

實務的法律人需要從加入證明責任的視角來運用請求權方法。

二、請求權方法和歷史方法的對比與協力

不少書中對于請求權方法和歷史方法的區分并未涉及其本質。

（一）不同的考察基點和考察方向

歷史方法和請求權基礎方法，不是哪個方法更優的問題。而是在恩吉施所說的“目光在事實和規范之間往返”的過程中，涉及到不同的出發基點和考察方向。歷史方法是從事實出發去探尋它的法律意義。而請求權基礎方法則是從規范出發結構化的處理事實得否涵攝的問題。

（二）請求權方法連接實體與程序

實體法上的請求權是判斷訴訟標的的依據（舊實體法說）。實體法上請求權分析的四個步驟和證明責任理論相銜接。它將本處于一個完整的自然事實的證明的任務分配給了訴訟的兩方。他是高度結構化技術化的，只有結合證明責任理論，才能更深刻的理解請求權基礎方法的功效。實體法上的請求權案例分析只是學習的第一階段，結合證明責任的關系分析法、法庭報告技術才是其完整應用。

比如，一個15歲少年訂立的賣房合同，在實體法的分析思路中，少年的行為能力是合同是否生效的前提條件。但在證明責任的分析思路中，請求權的障礙事由需要主張障礙一方來承擔證明責任的，買房人并不需要證明少年已經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而是由少年一方來證明行為能力的欠缺。在少年行為能力欠缺真偽不明時，該合同是有效的。

（三）請求權方法和歷史方法的協力

王澤鑒老師雖然在書中講到歷史方法和請求權方法的協力，卻沒有進一步闡明如何協力，本文略作延伸。

1、在尋找請求基礎階段的協力

面對待處理的案件事實，律師運用歷史方法逐次檢討事實中可能所具有的法律意義，按照請求權基礎的檢索順序尋找可能適用的請求權基礎。

2、在整理要件事實階段的協力

整理要件事實的過程，是一個不斷試錯反復比較的過程，更能體現恩吉施所說的規范和事實之間的目光往返。

首先是劃分請求權基礎的構成要件，將構成要件向著案件事實的方向細化定義。比如，包含交付的要件，我們不必要將現實交付、指示交付、簡易交付、占有改定都羅列一遍，而僅僅是根據案件事實所給出線索方向重點考察其中一種。

明確要件的含義之后，就要尋找相對應的事實。這個過程就要運用歷史方法，目光再回到事實的基底上，考察哪些事實包含有這些法律意義，將含有這種法律意義的事實裁剪出來，形成要件事實。比如，根據現實交付的定義，檢索到案件事實中“某年某月某日，送貨員將其購買的冰箱送到其填寫的地址并交給其妻子”。

這個過程可能是多次往返的，但其過程大抵如此。

方法不能代替法律知識的學習，同樣，法律知識也不能代替法律方法的學習。